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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龙门客栈》：非“新”武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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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龙门客栈》是徐克电影的一部代表作品，也是中国武侠电影的一部代表作品。尽管它被冠之以“新武侠”的称号，但是从中国传统武侠精神和审美意义的角度来说，它仍然是华夏人文精神的延续。

首先从精神主旨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它讲述是一批江湖义士搭救忠良之后的故事。这里善恶分明，美丑有别，最终以周淮安为代表的“善”必然战胜以曹少钦为代表的“恶”为结果。这种“善必胜恶”的封闭式结尾恰恰符合了包括“武侠”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主旨。从《水浒传》到《三侠五义》，从梁羽生到古龙，无论是古典主义的“武侠”，还是浪漫主义的“武侠”，他们始终贯穿一个精神就是“善必胜恶”，这是中国“仁义”思想的最终体现，是“武侠”的核心。

在“杨宇轩”的后面体现的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忠”字，“搭救忠良之后”则是从另一个角度的为国为民，即“义”，这其中又表现了周淮安等人的“除强扶弱”，因此还占了一个“仁”字，在与“东厂”太监的斗争中，智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又得了一个“智”字……“忠、仁、义、智”这些无不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之左右，无不是传统武侠的延续。

当然，在这种“延续”后面，导演对传统有所突破的。影片在叙事上并非仅仅表现“善必胜恶”，而是用了很大篇幅表现主人公的情感世界，以牺牲个人情感来实现所谓的“大道”——“侠义”。周淮安在敌人面前显得从容不迫，但是当他面临两个女人的情感时显得犹疑不定，在情感和“大义”，面前，他选择了后者。他背叛了情人莫言，欺骗了喜欢他的金镶玉；在这两个女人面前，他“大丈夫”的形象荡然无存。影片给了我们一个深深的思考，即“英雄”是以牺牲人的情感为代价的，“侠义”的背后是情感的阻断，“英雄”不过是普通人而已，也有“不义”的一面。

这与张彻、胡金铨时代的武侠电影明显不同。那个时代的“武侠”更为强调“善”“恶”的绝对化，强调英雄主义，强调为“大道”而牺牲个人利益——“儿女情不及英雄义”。而以《新龙门客栈》为代表的90年代的香港武侠电影则是对他们的一种怀疑，是从人性的角度去重新理解“英雄”，从“相对”的角度去认识“善”“恶”，强调“儿女情”与“英雄义”之间的矛盾。电影中有一个小细节可以说明问题：金镶玉有暗器，周淮安的宝剑有机关，而莫言是唯一完全靠武功的女人。但结果是只有莫言被大漠吞噬了。导演似乎暗示我们绝对的英雄是没有生路的，任何人都有不可告人的一面。而最耐人寻味的是，曹太监实际是死在了一个无名的店伙计手里。无论是枭雄还是英雄却都不及一个普通人。这正说明了任何都可以是英雄，也都不是英雄。这种对传统英雄观的怀疑，对“侠义”精神的再认识或许才是所谓的新武侠电影区别旧武侠电影的根本所在。

可惜的是，影片有两处的设置削弱了其作为新武侠电影的文化价值。其一是周、金、莫言和曹打斗时有一个细节，即周淮安扶着莫言说：“我们是一起的。”这时，金镶玉主动的靠近二人，同样的附和；其二，影片结尾，金镶玉火烧客栈，主动投奔周淮安。这里我们明显的看到主被动之间的关系：无拘无束，敢爱敢恨的“金镶玉”始终主动的向代表正义、善良的“英雄”周淮安靠拢。人的“自我”终究还是要向“超我”升级，“儿女情”还是要服从于“英雄义”。因此，即使导演对传统的英雄观进行了再探讨，甚至产生了怀疑，但是他没有背弃这种“侠义”精神，仍然属于一种传统的延续。只不过这种延续是在对“传统”重新整合的基础上进行的。

事实上，这种“重新整合”并不是在所谓新武侠电影中才开始的。想想《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天龙八部》中的段誉和虚竹…… 他们哪一个能算得上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呢？可是读者仍然把他们看作英雄，看作人性化的英雄。这就是因为他们背后所体现的“侠义”精神始终没有变化。《新龙门客栈》与这些小说相比岂不就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吗？

同样，从审美的角度去看这部电影，它仍然没有摆脱中国人对武侠所固有的审美趣味。

“武侠”体现的是中国式的浪漫主义，与美国“西部片”的那种“白日梦”不同，“武侠”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对其的超越。因此，人们在欣赏与“武侠”有关的文艺作品时，注重的是虚实结合的“意境”，注重的是隐藏在“武”后面的人文精神，“武以文化”是武侠文艺作品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部新时期的武侠电影，《新龙门客栈》秉承了这一特点。整个故事发生在大漠的一家破旧的客栈里——无垠的荒漠，偏僻的客栈，孤独的落日，几匹困顿的驼马，再加上凛冽的寒风……无不使人想到“引马度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黄尘足见古，白骨乱蓬蒿”的诗句，更让人又一种荒凉、孤寂的悲伧之感。这种意境的渲染在六七时年代的武侠电影中是很难看到的。事实上，这种对“意境”的营造使观众摆脱了对具体时空的心理依赖，从而淡化了现实感和真实感，使人们更注重“神”，注重“气”，而不是纯粹的“武”。这样，本片中的那些具有舞蹈色彩的武打技巧很容易的就被观众接受了，而丝毫无虚假之感。

电影中的武打动作实际上是通过两个程序完成的，首先是武师的设计，演员的造型；其次是导演的剪辑。而后者是最为重要的。像本片中“周淮安从空用剑刺向曹少钦”的这个动作，导演竟用了数个镜头快切而成，它已经超越了影片人物的动作范围，而融进了导演的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在强化观众的情绪，其目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动作展现，而是情绪乃至精神的展现。这种对武打的处理与中国京剧所倡导的“武戏文唱”的文化内涵是一样的。

当我们从“精神”与“审美”两个角度去关注《新龙门客栈》这部电影时，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新武侠”真的“新”吗？

- 作者： 谭富英 访问统计：　2005年11月3日, 星期四 07:39 加入博采 打印